不少有關中國經濟增長的分析，著眼點主要放在國內固定資本投資、外貿、內需等環節，往往忽略了農村發展對國內經濟長遠增長的重要性。雖然中國城鎮化的速度在過往二十多年不斷提速，但居住在農村的人口至2018年依然達5.61億，佔總人口的40.7%，但值得關注的是，由於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成功的農村改革，城鄉收入差距比率由1978年的2.57下降至1985年的1.86，但自此以後，差距不斷擴大至2007年3.14的歷史高位，如此巨大差距不但制約農村消費和生活水平，更動搖整體社會的和諧和穩定性，中央於2006年提出「社會主義新發村」的發展策略，推出惠民政策，舒緩農民的生活負擔和改善生活，主要政策包括廢取農業稅、增加農村教育經費及基建投資等。

政策帶來正面效果，農村居民平均每人收入由2007年的4,140.4元人民幣大幅上升至14,617元，十一年上升2.53倍，同期城鎮居民平均每人收入由13,785.8元上升至39,251，升幅為1.85倍，農村居民收入升幅較城鎮居民收入為高，令城鄉收入比例由2007年的3.3下調至2018年的2.7，但收入差距情況仍舊比2000年前為嚴重。

中央絕對明白農村發展的重要，每年中央的「1號文件」都是關於農村問題的，但為何中央多年的支農政策也未能徹底解決農民增收的問題呢？歸根究底，農民收入與農地政策有絕對關係，80年代初由公社的生產模式，轉化為以個體户為基礎的小農生產，但小農户所分配的土地一般比較零散，被山丘、岩石、山谷所分隔，雖然中央容許土地轉讓，讓農戶集中更多土地，進行更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從而提升利用機械進行現代化耕作的可能性，由於大量農民工（約2.5億）已流向城市工作，超過90%進城農民工均為16至45歲青的青壯年，農村勞動力已大不如前，農業現代化和機械化對中國農業極為重要，但無奈的是，根據國家統計數據，中國僅有37%的農村土地轉讓給了其他農民或企業。問題在於誰能轉讓土地由政府決定，今年8月公布，由明年起，給予農民土地轉讓的投票權，但政府依然有否決權。

更重要的是，縱使農民透過轉讓取得較大幅農地，但要實行現代化耕作，農民必須大幅投入資金用於添置機械、建設灌溉及防災系統等，這些投入都要依賴銀行貸款，但銀行甚少接受轉讓而來的土地作貸款抵押，因為農戶並非土地的真正擁有者，至今農地依然屬於國家擁有，加上有些同意轉讓的農民會違反協議，要回土地，除非銀行能相當確認土地可長期用作耕種的情況下，方有機會批出貸款，為了避免過高風險，銀行對農戶貸款一般比較保守。

要徹底解決問題，除非中央真正容許農地私有化，讓農民成為真正的擁有者，農民能把土地成為貸款抵押，才會較易取得貸款，但農地私有化相信不會在短期落實，較有效的措施是政府利用低息，甚至免息貸款支援中低收入農戶，讓他們加大投資，投升生產效率，增加收入。只要能把農民收入提升，四成的中國人囗，便會成為新增的消費群，絕對有助內需帶動經濟。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鄺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