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14日智利總統皮涅拉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曾就智利與拉美正遭受經濟和政治動盪的國家比較，他表示「阿根廷和巴拉圭已經進入衰退，墨西哥和巴西陷於停滯，秘魯和厄瓜多爾正在經歷深刻的政治危機，在這方面，智利看起來像一片綠洲」，但首都地鐵漲價引發長達數月的動亂證實皮涅拉過度樂觀。去年12月23日皮涅拉總統宣佈於今年4月26日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修改軍政府時期的憲法，然因新冠危機公投延後半年舉行。

今年5月以來，智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不斷創新高，疫情曲線由平緩變成陡峭。首都聖地牙哥民眾因不滿食物短缺和失業問題發動示威，暴民甚至打劫加油站，貧窮和中產階級社區居民則敲打鍋碗瓢盆以示抗議，當局因此派遣軍隊鎮暴。

智利案例提供學界反思政治經濟學的三個理論。其一是2012年過世的政治經濟學家赫緒曼1958年在其《經濟發展策略》書中提出的「涓滴效應」。該理論認為政府對富人減稅與提供優待政策可改善整體經濟，最終會使社會中的貧困階層也得到生活上的改善。然而，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在2013年11月26日發表的首篇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中強烈抨擊「涓滴經濟學」。

教宗指出「有些人繼續捍衛涓滴理論，這一理論假設自由市場鼓勵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將給世界帶來更大的公正和包容。此一從來沒有被證實過的觀點，表達對那些揮舞著經濟力量和現行經濟體制既原始又天真的信任。與此同時，那些被排除者仍在等待。」他認為掌握經濟決策的群體總是為造福自己而不是服務窮人，因此呼籲將窮人排除在外的金融系統進行改革。

其次是發展模式之爭。80年代以來智利維持了30多年的較快經濟增長，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所定義的1萬美元門檻，2018年人均收入接近1.6萬美元。2010年智利雖受邀加入有「富國俱樂部」之稱的經合組織，但也是該組織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因此有人形容智利此次動亂為「經濟政變」。

智利成為OECD成員國後，南開大學拉美研究中心韓琦教授曾謂，「智利現代化的成功與其長期的民主傳統以及獨特的歷史遺產有著重要聯繫。智利現代化的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但他也指出「如果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智利仍存在諸如教育品質較差、基尼係數過高、社會流動水準低和機會不平等…智利的現代化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去年下半年持續至今的智利動亂其深層因素實為發展模式之爭。

其三是企業社會責任變遷。波士頓大學教授海涅認為引發智利動亂的原因之一是「公共挫折感」，而罪魁禍首就是從1980年底建立的私有化的退休金制度。這得從傅利曼1970年在《紐約時報雜誌》一篇題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自身的利潤」的文章說起。傅利曼那篇文章中指出，企業經營者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為股東獲取最大的利益，執行長不該為「提供工作、消除歧視或避免汙染環境」而操心。他們必須責無旁貸地為股東獲取最大利益，他甚至認為那些為員工與社會操心的執行長是在「鼓吹純粹的社會主義」。

但今年3月《金融時報》社評指出「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影響到各國經濟之前，商業領袖們就已承諾會提倡一種新型的、更具人文關懷的資本主義。代表美國部分最大企業首席執行官的機構商業圓桌會議去年表示，將摒棄『股東至上』的信條—該信條在過去50年裡驅動著資本主義。相反地，企業應該考慮其他利益相關者。」這或許是資本主義應該從智利動亂學習的教訓。

致理科技大學教授兼拉美經貿研究中心主任向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