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市民無法到珠海購買蔬果魚肉,被逼留澳消費,徒然益了一眾街市肉販菜販。獨市生意易做,聽說一些在民生區擺檔的菜販,日日收入逾萬,賺個盆滿缽滿。市民尤其不滿豬肉價格飛漲,個個指住街市豬肉佬來鬧,迫得衙門也要祭出有形之手干預。
看看五月二十九日新聞局所發出的新聞稿,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話,個別街市豬肉價格仍然偏高,政府將了解攤檔是否有聯合定價,若發現有問題,將依法處理,最嚴重者可被取消街市攤檔租約。筆者十分佩服張司長的法律素養,但觀其上述言論,如果不是顯示其對經濟毫無常識,就是有心想使用公權力迫豬肉佬降價。當然,筆者更傾向於相信前一個假設,所以想借此文嘗試解釋不同街市豬肉價格差異的底因。
聯合定價指的是競爭者以協議方式而非透過市場競爭決定價格。從表面看來,個別街市如紅街市的豬肉價格的確較其他街市高,但這現象是否即意味着聯合定價行為的存在呢?須知道,豬肉在哪裡購買,分別都不大,如果A街市貴,市民去其他街市或超市,也可以買到品質相同而價格更便宜的豬肉。其他街市肉販和超市的存在,恰恰壓制了A街市肉販聯合定價的空間,而且,如果聯合定價能湊效,為什麼肉販不把價格提高到每司馬斤三百元,這樣他們不是賺得更多嗎?
可想而知,例如紅街市肉價較高,並非因為聯合定價而是另有原因,可能是肉販「靚仔」、刀功較好、買豬肉送豬頭骨等等,但更大的可能是紅街市位處傳統民生消費區,周邊住著更多高消費人群,營商條件比其他街市都好。供求決定價格,在各街市豬肉供給大致相同的情況下,消費者對紅街市豬肉的需求更大,所以價格便更高。如果紅街市是由私人擁有,業權人一定會向承租攤販收取更高的租金,以榨取因地利而產生的高租值。
偏偏紅街市由市政署管理,多年來又因政府庫房充裕而免去街市攤檔租金,所以因地利而產生的高租值,便都落入了攤販的口袋。其實不單只肉販,紅街市各式攤檔的價格,普遍也較其他街市為高,只因為豬肉近期供應緊張,價格升幅較大,才特別惹人關注。張司長如明白上述道理,便不會輕易質疑肉販聯合定價了。
說到底,張司長是法律人,不懂得經濟運行邏輯,也是情有可願,但是掌管經濟財政大權的李偉農司長,對經濟和市場運作也好像不甚了了。政府針對僱員僱主提供現金援助,有助減輕疫情對他們的經濟影響,原本是德政,但正如上文所述,人所共知小販和街市攤販,正是這次疫情的明顯受益者,李司長是基於甚麼經濟理由要把他們也納為援助對像呢?援助他們難道也是所謂「公帑的合理運用」嗎?如果不是李司長曾經在市政署工作,可能對小販和攤販有特殊感情,筆者實在想不出個所以然來,茅塞不開,懇請李司長有以教我。
羅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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