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市民無法到珠海購買蔬果魚肉，被逼留澳消費，徒然益了一眾街市肉販菜販。獨市生意易做，聽說一些在民生區擺檔的菜販，日日收入逾萬，賺個盆滿缽滿。市民尤其不滿豬肉價格飛漲，個個指住街市豬肉佬來鬧，迫得衙門也要祭出有形之手干預。

看看五月二十九日新聞局所發出的新聞稿，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話，個別街市豬肉價格仍然偏高，政府將了解攤檔是否有聯合定價，若發現有問題，將依法處理，最嚴重者可被取消街市攤檔租約。筆者十分佩服張司長的法律素養，但觀其上述言論，如果不是顯示其對經濟毫無常識，就是有心想使用公權力迫豬肉佬降價。當然，筆者更傾向於相信前一個假設，所以想借此文嘗試解釋不同街市豬肉價格差異的底因。

聯合定價指的是競爭者以協議方式而非透過市場競爭決定價格。從表面看來，個別街市如紅街市的豬肉價格的確較其他街市高，但這現象是否即意味着聯合定價行為的存在呢？須知道，豬肉在哪裡購買，分別都不大，如果A街市貴，市民去其他街市或超市，也可以買到品質相同而價格更便宜的豬肉。其他街市肉販和超市的存在，恰恰壓制了A街市肉販聯合定價的空間，而且，如果聯合定價能湊效，為什麼肉販不把價格提高到每司馬斤三百元，這樣他們不是賺得更多嗎？

可想而知，例如紅街市肉價較高，並非因為聯合定價而是另有原因，可能是肉販「靚仔」、刀功較好、買豬肉送豬頭骨等等，但更大的可能是紅街市位處傳統民生消費區，周邊住著更多高消費人群，營商條件比其他街市都好。供求決定價格，在各街市豬肉供給大致相同的情況下，消費者對紅街市豬肉的需求更大，所以價格便更高。如果紅街市是由私人擁有，業權人一定會向承租攤販收取更高的租金，以榨取因地利而產生的高租值。

偏偏紅街市由市政署管理，多年來又因政府庫房充裕而免去街市攤檔租金，所以因地利而產生的高租值，便都落入了攤販的口袋。其實不單只肉販，紅街市各式攤檔的價格，普遍也較其他街市為高，只因為豬肉近期供應緊張，價格升幅較大，才特別惹人關注。張司長如明白上述道理，便不會輕易質疑肉販聯合定價了。

說到底，張司長是法律人，不懂得經濟運行邏輯，也是情有可願，但是掌管經濟財政大權的李偉農司長，對經濟和市場運作也好像不甚了了。政府針對僱員僱主提供現金援助，有助減輕疫情對他們的經濟影響，原本是德政，但正如上文所述，人所共知小販和街市攤販，正是這次疫情的明顯受益者，李司長是基於甚麼經濟理由要把他們也納為援助對像呢？援助他們難道也是所謂「公帑的合理運用」嗎？如果不是李司長曾經在市政署工作，可能對小販和攤販有特殊感情，筆者實在想不出個所以然來，茅塞不開，懇請李司長有以教我。

羅平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