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政府公佈的資料，至2017年第一季澳門公務員人數為3萬，但沒有包括用私法制度成立的基金會或政府部門，如澳基會、金管局、澳大、理工等。澳門人口65萬，公務員佔人口5%，比例高於香港。澳門和香港都不需負責國防及外交事務，公務員數量是否過多，值得社會深思。博彩業開放後，澳門經濟急速發展，政府面對的經濟、民生等問題和回歸前截然不同，政府未能應付問題，民怨加深，中層公務員成為市民的批評及發洩對象。

回歸前公務員本地化比例低　中青年公務人員沒心工作

華人成為政府中層領導及主管在98及99年才逐步落實，澳葡政府從來不張公務員本地化作為優先處理項目，結果是在回歸後，大量的政府中層領導及主管，年齡只是30多。在同一部門，年齡及資歷比領導與主管高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此部份同事自然會出現無心工作、小做小錯的心態，因為他們再也沒有機會向上流動，即使他們退休了，領導與主管仍是同一批人，因他們仍未達到退休年齡。

更嚴重的是，年青公務員同樣面對上述問題，而他們的心情比上述中年同事更低落，因為如沒有任何意外，他們將會和領導及主管一同退休，他們向上發展的機會是「零」。除非上述同事工作十分卓越，得到其他領導或主要官員的提拔，才會有晉升機會，不然其在公務員生涯中的目標可能就是高級技術員、顧問高級技術員、顧問等職位。

再者，在博彩業開放後，經濟發展速度驚人，在擁有龐大財政儲備的同時，政府面對的各種問題也愈多愈複雜。面對大量旅客入境，數以十計大型休閒渡假村的投入及運作，整體經濟向上，庫房豐厚，但市民同時就面對房價高升、物價高脹、道路及交通系統超負荷等嚴重影響民生的現實。市民向政府提出各種批評及建議，政府都會用「急市民所急」、「民生沒有小事」等口號回應，問題是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負責制定政策，中層架構只是執行政策，但他們最直接面對市民，市民自然將怨氣發洩在他們身上。

縱然有小部份市民會指出問題核心應由特區及主要官員負責，但主要官員的位置仍然是「穩如泰山」，市民十分聰明及無奈，為此，他們只能將問題、批評、怨氣等全部反映給中層公務員，希望中層公務員向上級反映，並期望特區政府採納善意的批評及建議。結果，久而久之，公務員內部出現了沒有人願意擔任領導及主管職位的情況。

其因有二；一是薪資的差距沒有明顯的分別。擔任顧問一職，點數可能是700點，而擔任廳長，點數可能是800點，相差8,000元，而作為主管要經常面對市民，若果該部門經常出錯，該部門領導及主管可能每天的工作就是回應市民批評、媒體查詢、議員質詢等。二是即使部們領導與主管將市民建議如實全部向上級反映，但當遇到上級不同意，部門領導與主管的一般做法是什麼？十之八九，當然是上級批示為最後決定，而作為部門領導與主管需要向市民解釋，需要面對市民。有責無權正正是部們領導與主管的現實寫照，是否繼續擔任領導與主管職位，就要看他追求怎樣的人生？

當然，公務員內部仍然有一批希望為市民提供優質及便利的公共服務，他們真心真意希望服務市民，他們有抱負有熱誠，但如果上述情況沒有改善，當有擔當的公務員提出有見地的建議，但上級多次不同意其建議，最終只會驅使他們改變他們的抱負，他們的目標將會改為只是希望擔任顧問高級技術員、顧問等職位，而這當然不是特區及社會希望見到的情況。

作者：梁立身